38岁失独想要孩子_备孕山穷水尽后，我们找了一个代孕妈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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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的夏季，我和妻子租车在黄石公园自驾游。黄石公园在夏季最美，但那几天，我们都有点心不在焉，因为在等一个电话。
我的眼泪马上流了出来。
此时，我们的孩子，已经稳稳地扎根于百里之外的孕母的子宫里。
令人疲惫的备孕
在过去的十年中，妻子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检查，也曾为自然受孕做准备，做了输卵管造影等等手术，但始终没有怀孕。
一系列身体上的痛苦尚可承受，最令人悲伤的，是一次次希望之后的空欢喜。
在两年的自然受孕努力失败后，有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婴儿，体外受精，把胚胎移植到妻子的子宫内。胚胎植入后的一周就能检测是否怀孕。
在做完手术后，我们掐着日子，计算可以检测的日期。买了一堆验孕棒，但期待中的两道杠却一直没有出现。
那一段日子，我们总是游走在午夜的街头，靠不停说话来打发那份失落。
我们用了一年做试管婴儿，最终也没有结果。一个在生殖领域比较权威的医生提醒我，可以考虑去美国尝试代孕。
国内的就医之旅已经让人疲惫，我们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频繁进出嘈杂拥挤的公立医院，期待小生命降临这本该美好的事情，被流水线般、毫无尊严的方式碾碎。
但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一个陌生人的体内，听起来同样是天方夜谭。
在另一个国家尝试代孕
我们大学毕业后，在国内一线城市奋斗多年，在房价飙升之前买了一套两居室，辛辛苦苦又攒了点钱，打算换一套大房子。如果去美国代孕，换房的梦想势必成为泡影。
但妻子说，没有孩子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换一个大房子有什么意思？
有一天，自驾经过一个生殖中心，索性进去做了一系列检查。
医生告诉我们，可以有孩子，不过妻子的子宫壁薄，受精卵很难着床，建议代孕。
体外受精和移植一个周期的医疗费用在2到3万美元之间，如果失败了，不退费。再做需要再收一个周期的费用。也有4万美元包含两个周期的打包价格。
如果一切顺利，加上律师费，翻译费等费用，在加州做一次代孕的费用在十万美元上下——这比国内中介广告给出的预算要少将近40万人民币。
费用的问题一解决，我们轻松了许多。
美国生殖中心里的中国人
我们首先见到的是生殖科的医生和他的助理Cindy。
美国的许多生殖科人员，本身就非常爱孩子，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夫妇迎接他们的天使，这是非常崇高的职业使命，而不仅仅是一桩冷酷理性的生意。
助理Cindy经历过许多充满悲喜的故事。
也有被诊断出可能一生都无法拥有自己孩子的病人，在很久以后，竟然奇迹般怀孕了。
此外，中国许多父母经历了失独的变故，纵使年岁已高，也会前来做试管，再要一个孩子。有的妻子的卵子质量不合格，尝试多次都失败了，并且不接受捐卵，最后只能放弃。
自2012年以来，加州各个生殖中心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。
试管婴儿的移植有两种方式，一是将胚胎移植到母亲体内，二是找代理孕母，两种方式的差价达十几万美金。
我们在孩子出生后，特地带着孩子前来感谢医生，并赠出了留念照片。
严格的代理孕母准入制度
见过医生后，我们很快就决定开始做胚胎移植。
先在体外受精，形成胚胎并冷冻起来，紧接着通过代孕机构选择孕母。
这实在是非常冒险的行为：父母将自己的孩子，放在一个陌生人的体内十个月，而且是毫无监管的十个月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这场冒险的成功，一部分源于专业代孕机构挑选孕母的严格制度。
打开一个加州代孕机构招募页面，可以看到，要成为一个代母，必须有以下几项硬性条件：
年龄在20～40岁之间；有美国国籍；有稳定的财政基础；有车并有驾驶执照；在之前的怀孕和分娩过程中无并发症等。
提交孕母申请的女子，要接受严格筛选，以及一系列身体和心理的检查。
正规的代孕机构在接收孕母前，会对其做背景调查，包括生产史、健康史、犯罪史。
孕母还需要接受毒品、药品测试，通过身体健康检查、心理学测试等。如果孕母有丈夫或男友，他们也需要一起接受身体检查，确保无传染性疾病。
硬性标准只占据网站页面的一小部分。在网站顶端的显著位置，标注着近乎宗教语言的文字：
代孕合同：孩子只属于亲生父母
一份典型的代孕合同中包含了大量的标准术语。
合同最核心的内容是，孩子从在孕母腹中开始，就不属于孕母，只属于亲生父母。
合同还包含其他细节，比如支付结构的概述，以及报销费用，代理孕母在怀孕期间的身体商业用途非常清楚。
失独家庭生二胎
有的合同要求代孕者食用纯素食或只吃有机食品，有的父母不允许代孕妈妈染发，规定她不能和丈夫、男友之外的男子有性关系。
亲生父母保留有权利，即在妊娠20周完成前，选择性减少胚胎的最终和唯一合法权利。
亲生父母有唯一的权利来决定胎儿的数量是否减少，不需要对代孕人提供任何解释。
美国的代孕制度
我和妻子很幸运，能够受益于清晰明确的加州代孕制度和体系。
细究加州代孕制度的成因，要回顾曾在美国发生的三起真实代孕事件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各州对代孕表明态度。
1980年，在美国发生了第一例代孕，称为传统代孕。
Kane在1980年为这对夫妇生下了一个男婴。
当时美国民众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行为，Kane记录了她的经历：身边的人都知道她就是那个代理孕母，不和她说话。她的孩子们在学校被嘲笑，她的丈夫因这个事情失去了工作。
在1980年，人们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把自己的身体借出去，生一个别人的孩子，仅仅是为了钱？
Kane回忆，当时自己有一种天真的鲁莽的冲动，想要帮一对夫妇有自己的孩子。
仅仅六年后，另一起闹上法庭的代孕，再次引来美国全国的注意。
1986年3月，一个叫怀特海的已婚母亲，和Stern夫妇达成协议，用Stern先生的精子和怀特海的卵子，以人工授精方式代孕。
协议中，孩子属于Stern夫妇。但随后怀特海不愿放弃生下来的孩子。他们在法庭上进行了公开的监护权争夺战。
最终，新泽西最高法院达成决定，认为怀特海是婴儿的生母，Stern先生是生父。Stern先生拥有对孩子的监护权，怀特海有探视权。
这引发了一场国家政策辩论，新泽西的法律最终认为传统的代孕是非法的。
而在第三个典型案例中，代孕的方式发生了转变，即我和妻子如今所做的代孕模式的雏形。
1990年9月，美国妇女约翰逊作为代理孕母，和卡尔弗特夫妇签订了合同。约翰逊仅提供子宫代孕，卵子和精子均来自卡尔弗特夫妇。
这三起典型案件促使几个州相继颁布代孕立法。
我们挑选的代孕妈妈
尽管现在已经有详细明确的规章，但在我们的整个代孕过程中，挑选孕母仍然是耗时较长的一个步骤。
代孕机构提供了一些孕母的基本资料让我们挑选，最终，我们选中了一位家在美国中部，已有丈夫孩子的白人女子。
不只是我们，大部分来美国寻求代孕的家庭，都会挑选有孩子的孕母。孕母有自己的孩子，在心理上，比较不会对客户孩子产生不可分离的强烈母性。
随后，孕母夫妇飞到洛杉矶和我们见面。
律师负责撰写合作文件，最大程度上减小双方在未来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。
而所有的费用都进入了律师代为托管的基金，代孕进行到哪一步，费用就从这个托管账户中支出，周期结束后，剩余的钱会退还给客户。
随后的一切进展，都非常顺利。
两个经过基因检测的健康胚胎植入了代理孕母的子宫，成功存活。
在怀孕前五个月的重要产检中，我们都会到孕母所在的城市，陪同孕母进行产检。
后来每次与孕母见面，我们都主动额外给她一些费用，让她购买一些有机食品。
我们并不认为代孕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，孩子更不是一个产品，它是一个双方都要心存善意，才能持续推进的尝试。
带我们的小宝贝回家
将近十年的漫长备孕，终于在这一次成功代孕后终结，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孩子。
刚出生的小孩，体重很轻，妻子小心翼翼，不太敢抱，仿佛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。
随后的一个月，我们在美国中部住了一个月，两个人轮番照顾小孩，他的体重从出生时的不到1.8公斤，增加到了近4.5公斤。
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应该带孩子在见代理孕母一面。
带孩子上飞机之前，我们和孕母一家共餐，孕母见到这个在自己体内住了十个月的小孩，抱着不放手，说再见的时候，她泪流满面。
我从没有恐惧过，代孕的方式会减少我对孩子的爱。
他的到来，只是第一步，我们还有漫长而美好的未来，可以和孩子慢慢相处，陪伴他长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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