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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浪同行

或许只有根据前人经验总结出一套完美的制度规定，或者医疗科技再进一步突破，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代孕这一“世纪难题”。

两个小孩的身份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早在2020年9月，就有网友爆料称郑爽和张恒在美国代孕了一对双胞胎，郑爽曾中途后悔想打掉，但是美国法律不允许。

据网易娱乐，张恒朋友提供了两个小孩在美国的出生证明。一份《内华达州人口记录出生证明》显示，女童出生时间为2020年1月4日；母亲现用法定姓名“ShuangZHENG”，年龄28；父亲现用法定姓名“HengZHANG”，年龄29，生日为1990年2月16日。

另一份《科罗拉多州人口记录出生证明》显示，男童出生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；母亲在第一次结婚前的姓名为“SHUANGZHENG”；父亲姓名为“HENGZHANG”，出生地中国，年龄29。

有网友认为，两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地点均不一样，郑爽和张恒疑似找了两个代孕妈妈。

目前，郑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。

事实上，近一个月来，代孕相关话题已多次登上热搜。先是陈凯歌导演的《宝贝儿》，撕开了代孕背后的伦理禁忌和法律问题，将“有偿代孕”的灰色产业链带到公众视野里。因将代孕拍得过分“温馨”，短片引起了极大争议，人民法院报甚至点名提醒：我国明确禁止代孕行为。

2019年7月16日，《法制日报》曾刊发了一篇题为《代孕黑色产业链调查》的大型综合性报道，为公众揭开了虽然藏身“地下”、规模却不容小觑的国内代孕市场的神秘面纱。日益膨胀的非法代孕产业，让人震惊的同时，也不免让人反思：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对这项“服务”确实有所需求？

事实上，是全面禁止，还是有条件地开放代孕技术应用，是当前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正面临的艰难抉择。

代孕违法吗？

代孕，是指女性接受他人委托，用人工生育方式为委托方生育孩子的行为，俗称“借腹生子”。

在为诸多不孕不育家庭圆梦的同时，代孕也打破了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秩序，带来一系列法律、道德、伦理等社会问题，甚至已形成黑色产业链。

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目前国内和代孕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两个，分别是原卫生部2001年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和2003年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》，明确规定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”。

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禁止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，并不是代孕技术本身。甚至违规者只要未构成犯罪，也只会处以警告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对于有代孕需求的人群，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条文。而法律上有个原则：法无禁止即可为。政策豁口还不仅体现于此。2016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》正式颁布，将草案中原本注明的“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代孕”的条款删除了。可见立法者对界定代孕本身是否违法依然存在争议，所以采取了较为谨慎的观望态度。既然国内医疗机构禁止实施代孕，海外代孕就成了唯一的合法路径。我国对于海外代孕采取默许的态度。尤其是代孕孩子回国入籍这个环节上，几乎没有障碍，只要父母一方为中国公民，孩子就可以顺利获得中国国籍。然而，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，海外代孕也受到不小的影响。因很多国家限制出境，不少代孕公司被迫“囤积婴儿”，甚至一些本该领走婴儿的买家，因收入缩水，没有足够的资金付清尾款，临时改变主意，造成“婴儿拒收”的现象。在海外代孕渠道受阻的情况下，已相当成熟的国内代孕黑产链似乎也越发“蓬勃”。

隐形的代孕市场：

65万全包，85万选性别，再加10万喜提龙凤胎

这份招股说明书提到，据美国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研究，全球不孕症患病率从1997年的11.0%上升到了2017年的15.0%，其中中国2017年也达到了15.5%。这就意味着，中国2017年约有47.7百万对不孕症夫妇，预期于2023年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。而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，2018年末中国育龄妇女人数为3.46亿人。

两组数据结合意味着，每100名育龄妇女中，有近14人无法正常生育。然而，锦欣医疗称，2017年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仅6.5%。辅助生殖被描摹成一个高速增长、前景广阔的好生意。

而在代孕市场，“人”也变成了“人”的工具。

“借腹生子”产业链

此外，还存在着各种五花八门的代孕服务。

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表示，妇女与妊娠有关的死亡率很高。中介不会告诉代孕母亲，给别人怀孕，有可能给她们躯体上心理上带来长期风险。

富人的婴儿工厂

目前，国内代孕立法仍待建立和完善。而在印度，自2002年商业代孕合法化后，印度的代孕产业蓬勃发展，全国运营着超过2000家代孕中心。有机构估计该产业每年为印度创收23亿美金，印度被全世界称为“代孕天堂”。

而每一个“代孕妈妈”的背后，都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和巨大的风险。

在“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”这一条款被删除之后，国内曾掀起一场国家是否已经允许代孕的大讨论。在生育低迷的特殊时期，代孕产业则屡禁不止。

代孕合法化？

可能是医学发展至今的最大伦理难题

目前，各国对于代孕的态度各不相同。法国、瑞士、德国等国家禁止代孕；在英国，非商业性质的代孕属于合法行为；美国则有26个州对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认可。

失独供卵生子

在我国，《辅助生殖办法》明确规定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为了避免这一规定过于空泛，《辅助生殖办法》还明确规定了相关法律责任：

一、非法医疗机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及代孕行为的，将被停业，没收非法所得、药品器械，并处以1万元罚款；

二、合法医疗机构但是超范围执业的行为，将对其予以警告、责令其改正，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将被吊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；

“依据目前的法律条文，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。而对于网站和黑中介，则没有执法依据。此外，3000元罚款，也让人觉得很尴尬。”有执法人员说，违法成本过低，是导致代孕黑市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。很多代孕机构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把洽谈地点、代孕妈妈住所、手术室等分开，同时，往往会借助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展违规服务，一旦有检查风声就金蝉脱壳。

但在对草案的分组审议中，草案第35条引起与会代表激辩。支持者称，委托方和代孕方都处在高风险、无保障的环境中，为防范潜在纠纷禁止代孕，有其道理；反对者则认为，不应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，禁止代孕还会让“失独者”再受打击。

最终，修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“禁止代孕”的相关条款。

基恩认为，对于那些不幸的不孕不育者来说，代孕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和道德的生育方式。而在他去世的时候，确实有无数在他协助下获得子女的家庭前来表示感谢。

1985年，正在与代孕妈妈和委托方会谈的基恩

但即使是走在代孕最“前沿”的美国，实践过程中也常常面临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。

首先是医学操作逻辑上，代孕可以分好几种类型。最常见的是已婚夫妇提供精子和卵子，进行体外受精，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中进行妊娠和分娩。但如果夫妇其中一方无法提供生殖细胞，则可能出现夫精+捐献者卵、捐献者精+妻卵、夫精+代孕者同时供卵、捐献者精+代孕者同时供卵、直接由捐献者提供的胚胎植入代孕者体内等多种情况。

医学伦理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，代孕子女究竟算谁的孩子？

抱着BabyM的怀特海德

在这种复杂情况下，应该如何判定孩子的归属？

虽然在这一案件中，怀特海德与孩子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，但她与其生父又有协议在先，而当时新泽西州又无任何代孕相关的法例可供参考。最终，法官判定怀特海德为孩子的合法亲生母亲，但根据“儿童最大利益”原则，抚养权由斯特恩夫妇获得，怀特海德则获得探视权。

可想而知，后续几年间这两个家庭也是闹得鸡飞狗跳并持续上诉。直到2004年孩子成年，自行终止了怀特海德女士的父母权利，并通过收养程序指定了伊丽莎白·斯特恩的生育权，其争议才算告一段落。

单是代孕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让全球司法机构头痛难耐。目前国际上，大部分此类案件都只能以“儿童最大利益”原则来考虑判处。也就是说，孩子跟哪个家庭比较好，就跟哪个。

既然是通过代孕来获得孩子，很多家庭会想要通过试管婴儿、基因检测等渠道来挑选性别、特征，而且没有经过怀胎之苦，他们对于孩子的血缘羁绊往往没那么深。

在很多禁止代孕的国家与地区，有钱人家会通过“生育旅行”来做跨境合法代孕，只要出现早产、婴儿有先天缺陷的情况，他们往往就会谴责代孕者怀孕期间不够小心，进而直接放弃这个孩子。

当生育能力变成一种商品，不仅仅是代孕者的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，婴孩的人权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。

代孕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很多常人的想象。它既符合了人类对于生育权利保障的美好愿望，又暗藏了一套剥削女性身体价值的行为逻辑；它可能帮助深陷贫困的绝望人家走出阴影，也可能导致正值青春的少女堕入无边深渊……

想要客观公正地探讨、认知这一医疗科技带来的利弊，从伦理道德到社会现实，从法律规章到医疗发展，乃至于社会阶级、贫富问题等诸多矛盾都必须考虑在内。

归根结底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，似乎还是人性中带有缺陷造成的。而所谓法规制度，就是用来制衡、约束我们向善而行的一套准则。或许只有根据前人经验总结出一套完美的制度规定，或者医疗科技再进一步突破，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代孕这一“世纪难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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